杭州夜探动物城之旅开启！快来荧光森林邂逅明星动物

潮新闻客户端(kèhùduān)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 马磊 接上篇：良渚日(rì)，再深入一点：寻找董聿茂（上） 从水路过陆路，步步转运(zhuǎnyùn)，途中遭日机凶残轰炸，1940年底，西湖博物馆又转移到了丽水(líshuǐ)三岩寺。 董聿茂是奉化(fènghuà)人，他知道(zhīdào)奉化已经沦陷，叫来同村老乡康美业，让他负责管理标本，同时跟着冯谋鸿先生学习采集制作动物标本。 那年康美业18岁。董聿茂(dǒngyùmào)反复叮嘱他要勤俭创业，物尽其用，每次制作昆虫标本，总是算好所需昆虫针(zhēn)的枚数，定量发给大家(dàjiā)，不允许随意浪费。董聿茂发给康美业一把解剖刀，他用了再磨，磨了再用，直到(zhídào)1977年退休。 博物馆(bówùguǎn)除了展出工作停办外，采集、制作标本和(hé)资源调查等日常工作，依然有序进行。大家学习采集蝴蝶标本，自己做猎枪子弹，有条件时就把带来的标本材料临时(línshí)展出。董聿茂还给大家上动物学课程，鼓励年轻人多读书，指定了阅读书目，还要定期考试。康美业(kāngměiyè)不敢偷懒，这为他日后的博物馆工作打下了基础(jīchǔ)。 逃难没有目的地，1941年，大部队又辗转到了松阳南洲村(nánzhōucūn)。 “C位就是董伯伯。”马磊指了指博物馆迁徙松阳时的(de)职员合影，如今挂在自博(zìbó)办公区的文化墙上。 C位董聿茂，右一钱惠馨，左四钟国仪(guóyí)，右四钟钱伉俪的二儿子 1939年浙江大学在龙泉设立分校(fēnxiào)，毛昭晰的父亲毛路真和董聿茂被竺可桢(zhúkězhēn)校长委派(wěipài)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董聿茂同时还兼着西湖博物馆的馆长，这时博物馆已迁到永康，他要搭(dā)长途汽车到龙泉上课，往返一次需时三天。 此时，爸爸骑一辆自行车，一大早从龙泉出发，骑十几里(shíjǐlǐ)路，到(dào)松阳南洲村时已(yǐ)是下午。董振一说，有次刹车坏了，爸爸摔了一跤，又继续骑。 1941年夏天，董聿茂要随浙大分校迁往(qiānwǎng)龙泉。动身那天，家人和随行物品都上船了(le)，8岁的董振一也在船上，但是，爸爸不(bù)放心博物馆人员和标本物品，又跑回了馆里。 他刚(gāng)到馆里，康美业就听到了日军飞机的隆隆声，急忙拉着董聿茂向三岩寺旁的一个山洞跑去。进洞后不久(bùjiǔ)，头顶响起了阵阵轰炸声，从洞中望去，山石崩落，尘土飞扬。约一刻钟后，洞外没了声响(shēngxiǎng)。 穿过火海，赶到船只停靠的大水门外，许多船已被炸。一条船上，有个(yǒugè)青年双腿被炸伤，董聿茂上前探问，给他(tā)一些钱(qián)，叮嘱一定要去医院治伤。 在溪对面的大树下，他终于看到了夫人和孩子，却又开始寻找放行李的船只，那里有他从日本(rìběn)留学带回(dàihuí)的大量珍贵书籍资料和回国后(hòu)整理的书稿。 康美业回忆，找到了，那只船(chuán)已被炸得支离破碎(zhīlípòsuì)，船上的物品大部分被焚毁，其余皆散落水中。 “他当时那种怅然的神情(shénqíng)至今(zhìjīn)仍令我难以忘怀，因为在我和他交往的数十年中，我很少见到他有那样的神情。”康美业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请渔民(yúmín)帮忙打捞(dǎlāo)残留书稿，把其中一本有关鸟类知识的日文书赠送给了康美业。 然而，1941年(nián)7月，教育厅却下令停办西湖(xīhú)博物馆(bówùguǎn)，遣散所有人员，每个人发300块遣散费，让董聿茂把全部馆产交给“松阳县民众教育馆”接收。 丽水已经沦陷，松阳也许很快失守(shīshǒu)。董聿茂知道，此时如果把馆产交给民教馆(mínjiàoguǎn)就相当于交给日本人。 康美业记得，明明自身难保，董聿茂还(hái)在记挂两件事：如何安排我们这些“失业”的人，如何处置那些好不容易(hǎobùróngyì)收集制作起来的藏品和标本(biāoběn)。 许多单身汉领了三个月薪水的(de)遣散费后自谋生路去(qù)了，康美业的父辈与董老为故交，奉化已沦陷，他把美业留在身边负责保管博物馆财产(cáichǎn)。 在康美业的描述里，此时，董聿茂“又作出了一个惊人(rén)的决定”： 在无官方经济来源的情况下，自费(zìfèi)承担收藏馆内所有藏品(cángpǐn)、标本和图书资料，自己雇船和钟国仪等人把所有博物馆物品(wùpǐn)从南洲村运至龙泉县城。 几乎所有人的(de)记忆里，都留下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。 过去，我们用(yòng)“斗士”来形容拼命保护文物(wénwù)遗产的毛昭晰，然而1997年，在董聿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，毛昭晰用了同样的词：“董伯伯真是(shì)一位(yīwèi)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优秀的学者，也是正义的斗士。” 此时，同样(tóngyàng)是奉化人，毛昭晰全家也避难也到了龙泉。 1942年春夏之交，日寇进犯浙东，金华、丽水相继失守(shīshǒu)，龙泉也很危险(wēixiǎn)。 浙大龙泉分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(jiāshǔ)在这年6、7月(yuè)被迫迁往(qiānwǎng)闽北山区的松溪。到9月间，日寇从丽水撤退，毛昭晰就读的树范中学即将在龙泉开学，而浙大龙泉分校仍在福建松溪。 为了不让毛昭晰辍学，毛路真(zhēn)让他(tā)一个人从松溪返回龙泉读书，嘱咐他，到了龙泉后找董伯伯。 毛昭晰13岁，背了(le)一个小包袱(bāofú)，穿了一双草鞋走了四天，找到了董伯伯。 董聿茂为了疏散和保护西湖博物馆的藏品，坚持不离开龙泉(lóngquán)。看到毛昭晰，热情接待(rèqíngjiēdài)，让他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学期。 董伯伯租住的民房在(zài)龙泉县城的水南，有七、八间房子，大多堆着木箱。毛昭晰知道，那是从杭州(hángzhōu)抢运出来的西湖博物馆的文物、标本和图书仪器，但是董伯伯自己住的地方却很挤(hěnjǐ)。 这座房子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长着一些杂树(záshù)。每天一早，毛昭晰在(zài)小花园里背英语和古文。晚上，董伯伯在桐油灯下给他辅导功课。 董振一说(shuō)，爸爸(bàbà)(bàbà)虽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，但工资的积蓄终究有限。为了维持生活，爸爸又自费租用(zūyòng)浙大分校附近的荒田，种蔬菜，他跟在爸爸后面帮忙拔草，妈妈养了一头猪。爸爸节衣缩食，省下钱来租民房，把图书标本、历史文物保存起来。 同时(tóngshí)，董聿茂又把(bǎ)钟国仪(zhōngguóyí)和顾剑谊介绍到浙大龙泉分校图书馆工作。韦植说，董馆长总想着把大家都安顿好，好在他朋友(péngyǒu)多，介绍康美业去粮站工作，管仓库，在粮站拿工资，这样又解决了一个人的生计问题。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。董振一说，除了(chúle)打猎。 马磊1997年进单位，馆里还有6把猎枪，当时(dāngshí)做标本都是馆员自己去采集(cǎijí)。 爸爸枪法很准，尤其打老鹰，“百发百中”，他教大家(dàjiā)，射击要略偏(lüèpiān)老鹰前面一点，子弹飞行还有一段距离，这样才能一枪命中。 毛昭晰还小，跟在康美业后面叫(jiào)，美业哥哥，给我打一枪。 董聿茂次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坚持要(yào)来院里接受采访 抗战中还有一件事，也(yě)被不同的人提起。 姜乃澄执笔的《董聿茂教授传略》一文中讲到，日寇占领了(le)(le)南京、上海(shànghǎi)和杭州的博物馆后，在南京成立了“中支(zhī)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”，接管沪杭各地科研机关的科学资料和标本实物，在杭州建有“杭州出张所”（注：日语出张所，即办事处）。1942年，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馆已经(yǐjīng)停办，曾(céng)有一位日本同学出面多次要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馆工作，被董聿茂断然拒绝。 韦植1951年到西湖博物馆工作，见过很多打字机资料，那时候馆里还没有打字机，日本人(rén)把(bǎ)留在馆里没带走的动植物标本登记编号，做库藏。对于这(zhè)一段故事，他有另一番回忆：“日寇占领杭州后，西湖博物馆由日军整理华东地区(huádōngdìqū)自然资源的机构接管，负责人恰好是先生留日的同学，他得知先生在龙泉生活不好过，写信邀请他回杭州担任博物馆长。先生虽挂念博物馆，但昔年同学已在敌国，焉能(yānnéng)失辱民族大节，乃凛然(lǐnrán)回绝(huíjué)，一直留在龙泉坚持至抗战胜利。” 细节略有不同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做良渚口述史时，曾(céng)有一个强烈的感受，从上帝视角(shìjiǎo)俯瞰、全局回顾的历史和亲历者在那个时刻切身感受到(dào)那一个局部(júbù)的历史是不同的，对同一真实事件有不同角度的观察和叙述(xùshù)，存在差异，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，都需要保留。 1943年浙东时局稍趋稳定，教育厅知道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财产保存完好，又下令(xiàlìng)在龙泉恢复办馆。 董聿茂决定不再担任馆长，以抗议(kàngyì)教育厅当时(dāngshí)不负责任地作出停办博物馆的命令。他上交了他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所有历史文物、自然标本和图书(túshū)仪器。除植物标本在余杭山区遭敌机袭击被炸损失外，其他历史文物和动物、矿物标本大部分得以(déyǐ)完好保存，直至今天。 《浙江通志》有(yǒu)一条数据(shùjù)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，馆藏自然类标本达11289件。 1945年夏天，毛昭晰在龙泉考入浙江大学龙泉分校，文学院(wénxuéyuàn)史地系(xì)。8月，日寇投降，学校通知他们这批新生10月到杭州报到。 董聿茂回到杭州任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、系主任和生物研究所主任直至1952年(nián)2月(yuè)。 当时(dāngshí)浙大有(yǒu)一条制度，理工科的(de)学生必须选一些文科的课程，而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一些理科的课程。他选了董聿茂的生物学，用的教材是Woodroff的《General Biology》，每周上课三小时，外加一个小时的实验。“董伯伯(bóbó)讲课条理清晰，重点突出(tūchū)，使人很感兴趣。” 考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时(shí)，他选择了与生物学密切相关的“人类学”，“这和董伯伯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。” 1951年，董聿茂到(dǒngyùmàodào)毛昭晰家里找他。此时，西湖博物馆已改名为浙江省博物馆(zhèjiāngshěngbówùguǎn)，省人民政府请董聿茂再一次兼任馆长。 董聿茂想到毛昭晰读的人类学(rénlèixué)专业所包含的学科如(rú)体质人类学、化石人类学、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等等，和博物馆(bówùguǎn)的关系比较密切，邀他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。 毛昭晰的(de)理想是当教师，婉拒了董伯伯的邀请。 但，我们都知道了后来的(de)事。 “人生真是奇妙。当年董(dǒng)伯伯(bóbó)邀我去浙江省博物馆，我没有去。三十多年(sānshíduōnián)之后，我却在他当过(dāngguò)馆长的这个馆兼任了好多年馆长。董伯伯开心地笑了，因为我终于走进了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。”他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这样写道。 董聿茂对毛昭晰说，他(tā)希望浙江省的每一个县都有一个博物馆(bówùguǎn)，那时浙江全省只有一个馆。 后来，毛昭晰又对更多后辈说过同样的(de)话：“博物馆是一个人的终生学校(xuéxiào)。”董伯伯的美好理想正在实现。 董聿茂一直(yìzhí)叫(jiào)韦植“小韦”，从22岁进西湖博物馆，一直叫到小韦退休。 一张1950年西湖博物馆创立21周年合影，韦植帮我们(wǒmen)认(rèn)人：董聿茂、钟国仪、钱惠馨、康美业、何天行（时任历史部主任）…… 那年，韦植(wéizhí)从安徽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，堂兄弟“大韦”韦思奇，杭大农学院毕业，有两个(liǎnggè)选择，一是去南京大学，跟着小麦专家金善宝，做他的助教，二是去西湖(xīhú)博物馆，听说董馆长要人。 1951年，大韦拉着(zhe)小韦，你陪我去看看博物馆到底好不好的。 两人去西湖博物馆一看(yīkàn)，职员家属都住在院里，竹竿搭起来晒(shài)着衣服，院子里种满菜。 大韦(dàwéi)说，这个地方好，可以安家。 董馆长很高兴(gāoxìng)，希望大韦来这里工作。 还有这一位呢？董馆长看看旁边的(de)小韦。 小韦说，我(wǒ)现在还(hái)没有定。如果没有工作，我准备去丽水林业学校教书。 你不要(búyào)去了，你也到博物馆里来吧。董聿茂马上签了(qiānle)一个条子，你们去教育厅报到吧。 第二天，大韦(dàwéi)上午报到，小韦下午报到。 “先生常说博物馆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(de)机构，学术研究的原始依据是十分重要(zhòngyào)的，越充实越详细则越好，自己研究不了可以提供给别人(biérén)或保存给后人来研究，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。” 一次，浙师院师生去舟山野外实习，董聿茂(dǒngyùmào)和韦植同去。董先生在海边指导(zhǐdǎo)大家怎样跋泥涂采标本，在泥涂中(zhōng)只能赤脚，叮嘱必须掌握涨潮时刻，及时上岸。 回来，大家都很(hěn)疲惫，只有董聿茂精神焕发，又(yòu)继续指导大家如何处埋标本，如何作好记录等等(děngděng)。韦植第一次才明白，做只水生动物标本竟然要经过逐渐麻醉，固定和淡水反复浸洗等许多手续。“先生要求大家必须把标本做得栩栩如生(xǔxǔrúshēng)，不准马虎。“ 标本采回馆(guǎn)，也没有结束，董聿茂还要(háiyào)办汇报展览，就是在工作室内把标本摊开，让全馆同事来参观、评议和检查。“那时候(shíhòu)我们觉得何必这样严格？而实际上这是最公正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批评。” 1953年，西湖博物馆(bówùguǎn)更名为浙江博物馆。“小韦啊，自然博物馆一定要办起来的。”董聿茂说，两个馆并(bìng)在一起，一个是(shì)人文科学，一个是自然科学，办不好的。 1984年7月，浙江省博物馆的(de)自然(zìrán)部分单独建制，成立了浙江自然博物馆。韦植是独立建制后的第一任馆长，但是馆里还没(méi)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区和库房，玻璃瓶标本没地方摆，只能放在屋檐下。 韦植记忆中(zhōng)，1987年冬天下大雪，下了一晚上，好多药水泡(shuǐpào)的鱼类标本、爬虫类标本被雪压破了。 “董馆长已经不当馆长了，这个事情我不敢告诉(gàosù)他，他会伤心的。” 韦植跟上级反映情况，对方说，把标本(biāoběn)放在文物库房挤一挤好了。 “文物和标本(biāoběn)这两类，不能摆在一起，标本都是酒精、福尔马林。文物库房的标本，用的是樟脑丸、樟脑粉，万一有个火灾(huǒzāi)，文物就会毁掉。”韦植(wéizhí)不同意。 1988年，标本楼批下来了，也就是现在(xiànzài)省考古所的办公区所在。 标本楼(lóu)建成，韦植去家里看董聿茂。他发烧很多天了。听小韦说标本楼盖好(hǎo)了，突然来了劲头，“有了标本楼，你们要好好干(gàn)，不同的标本要分类，仪器、图书和标本要分开……” 小韦当时想，已经不当馆长了，你操(cāo)这个心干啥？ 2个月后(hòu)，1990年1月12日，董聿茂去世。 “董馆长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，是当作自己的家一样的。”多年之后(zhīhòu)，韦植(wéizhí)完全理解了董聿茂。 1987年(nián)春天，杭州大学党委邀请一部分老教授(jiàoshòu)到西湖风景区春游，董聿茂和毛昭晰都在其中，那年，董聿茂90岁，年龄最大。在玉皇山顶(dǐng)的饭店吃午饭的时候，年纪(niánjì)最小的毛昭晰，被推举代表教授们讲几句。 他(tā)毫无准备(háowúzhǔnbèi)，抬起头，董伯伯正坐在对面朝他微笑，他想起了几十年前董伯伯给他辅导功课时的情景：“我代表我自己祝愿九十(jiǔshí)高龄的董伯伯健康长寿，祝愿所有在坐的师长们和董伯伯一样的健康长寿。” 马磊发来一条微信：“人的(de)生命分很多种，博物馆也是董馆长(guǎnzhǎng)的孩子，永远活着。” 1986年6月2日，余杭仓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缮落成(luòchéng)，毛昭晰请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、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黄宣佩等(děng)在那边开会。一听良渚反山有重大(zhòngdà)发现，毛昭晰直接带人赶到(gǎndào)了工地。 阿达，你不要动哦。毛昭晰(máozhāoxī)对发掘领队王明达说。 什么(shénme)不要动？王明达问。 为了确证所发现的墓葬是良渚文化(wénhuà)大墓，牟永抗让王明达再(zài)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，露出(lùchū)一些可以断定时代的器物。王明达把97号玉琮的上部剔出(tīchū)，玉琮的器型露了出来。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确定了！确定了！”王明达大嗓子一喊，大家围在墓坑边，除了(chúle)玉琮外，周围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。 毛昭晰马上去请示(qǐngshì)省领导。王明达日记： 6月10日，毛昭晰陪(péi)时任省文化厅厅长孙家(sūnjiā)贤来考古现场。6月27 日，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李德葆等视察反山工地，以后又数次到吴家埠工作站观看(guānkàn)反山等出土器物。 本来的补贴——给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0万(wàn)、浙江越剧团10万，李德葆拍板，浙越(zhèyuè)的10万给省考古所。 那时，毛昭晰告诉(gàosù)他的董伯伯了吗？ （感谢陈水华、马磊、王卫东、彭亚君(péngyàjūn)、方一锋、吴庐春(chūn)对本次报道的支持）